上海蘇州深圳，製造業“三巨頭”再交手

眾所周知，中國“工業第一城”有三座：上海、蘇州、深圳。

三座城市各有優勢和特色，也有各自在全國拔尖的數據指標，上海工業增加值多年保持第一，蘇州和深圳則在爭奪工業總產值的首位。也因此，坊間對誰是“塔尖”的討論從未休止。

近段時間，三座城市共同將目光瞄向同一個產業——醫藥產業。

上海先行一步。《上海市加快打造全球生物醫藥研發經濟和產業化高地的若干政策措施》目前已對外發布，提出到2025年，上海全球生物醫藥研發經濟和產業化高地發展格局初步形成，研發經濟總體規模達到1000億元以上。

本月初，蘇州發布“生物醫藥十二條”，為生物醫藥企業提供包括基金、債券、信貸、融資、貼息等在內的一攬子金融政策。外界認為，蘇州是國內首個出台生物醫藥產業方面專項金融政策的城市。

與發力較早的上海、蘇州相比，後進者深圳同樣雄心不淺。3天前，深圳醫學科學院（籌）揭牌，號稱要打造成立足深圳、引領灣區、輻射全國、有國際影響力的生物醫藥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轉化創新基地。

回顧過去數十年中國城市的生物醫藥發展歷程，城市進退與行業起落相伴的特徵格外明顯。眼下，生物醫藥行業被認為再度進入“調整期”，誰又能在新一輪比拼中勝出？

我們不妨回顧三座城市過去的幾次“交手”，以及在一些關鍵時間節點的選擇，或許能找到有關未來變局的一些線索。

“進擊”的蘇州

工信部日前正式公布了45個國家先進製造業集群名單。在入圍的五個生物醫藥產業相關的集群中，上海張江生物醫藥集群和蘇州生物醫藥及高端醫療器械集群，成為僅有的兩個以單個城市入圍的集群。

這不是上海和蘇州兩座城市的首次“交鋒”。

2018年，兩座城市就曾“擦肩”。當年，蘇州生物醫藥產業規上工業產值首次對上海實現反超，並逐漸拉開差距。到去年，蘇州該指標已首次突破2000億元關口，達到2002億元，上海則為1712億元，兩市差距進一步擴大至290億元。

當時，蘇州生物醫藥產業園正步入發展的第二個十年。倒回到其設立之初，這個被簡稱為BioBAY的項目提上日程，正與上海密切相關。

圖片來源：蘇州工業園區產業創新中心官微

資料显示，在蘇州工業園發展的早期階段，園區曾專門組建隊伍到上海取經，張江已發展十餘年的醫藥產業進入他們的視野。由於新生的蘇州工業園仍然缺少支柱性的項目，借鑒張江的發展經驗，生物醫藥就當仁不讓站上“C位”。

從“拿來主義”起步，蘇州是如何實現“後來居上”的？

在分析蘇州過去10餘年發展歷程時，超前布局和持續投入是常常被提及的一個經驗。有本地媒體報道，BioBAY誕生時，由於“招不來大樹”，與張江“正面衝突”又無異於“以卵擊石”，於是選擇另闢蹊徑，“從零開始”，瞄準生物高科技的初創公司或剛起步的公司，明確將園區重點發展行業範圍鎖定在藥物開發、醫療器械和生物技術三個方向。

在當時，做出這個決策並不容易。生物醫藥產業、特別是新葯研發行業，是典型的投入高、周期長、風險大的行業，產出回報的時間動輒以十年為單位。時任蘇州工業園區黨工委副書記楊建中在後來的採訪中回憶，“當時的工委書記整天追問我，這些企業什麼時候爆發”，而他則總以“十年”作答。

面對一個不知何時會來的行業“井噴期”，蘇州做足了等待的準備。

一個突出的例子是資金的持續支持。2007年，蘇州創業投資集團改組成立，就是如今的蘇州元禾控股有限公司。根據當時的安排，只要人才項目能通過嚴密的專家評審，成為園區的領軍項目，集團就馬上跟進投資，做合伙人。數據显示，元禾控股對創業企業投資比例最高達70%，支持力度可見一斑。

另一個側面是，在元禾控股成立的20年裡，有16年經營現金流都是負數。

事實表明，蘇州等到了屬於它的“第十年”。2015年開始，國家層面一系列有利於創新葯的政策不斷出爐，提前布局的蘇州加速接過資本和市場的“橄欖枝”。到2020年，蘇州生物醫藥產業的營收、工業產值兩項指標連續3年保持20%以上增速。

“回頭”的上海

如果說蘇州醫藥產業是在“等待”后最終迎來收穫，那麼早早發力的上海正不得不經歷新一輪調整期。

規上工業總產值被蘇州超越，並不能概括上海生物醫藥產業的全貌。將數據維度進一步擴大至產業規模，上海對蘇州仍然具有“壓倒性”的優勢。數據显示，2021年，上海生物醫藥產業規模達到7617億元，在2020年首次突破6000億元后再上一個千億台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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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相比，根據《蘇州市生物醫藥產業創新集群建設實施方案》，蘇州為2023年定下的目標是，生物醫藥產業規模突破3300億元。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蘇州生物醫藥產業是在上海“大樹”下不斷成長的一株“碧螺春”，蘇州選擇的板塊，一定程度上也是融入上海整體版圖的一塊“拼圖”。有分析人士發現，蘇州選擇“新葯生產”，恰好適配上海新葯研發產業；而蘇州聚焦創業企業，也與上海“溢出”效應有關。

反觀上海，作為中國最早發力生物醫藥的產業園區，張江“開局”即是外資大項目先後的入駐——第一家落戶的羅氏製藥作為龍頭帶動，奈科明、美敦力、史克必成等企業不斷前來。到2007年，Biobay剛開始起步，張江已進入調整發展策略的階段，將招商引資思路從求“量”變為求“質”，提高准入門檻，將重點轉向培育核心企業。

這一“轉向”，恰好為蘇州生物醫藥產業發展留下一線生機。

目前來看，在抓住“大企業”上，上海可以說是成功的。有統計显示，從生物醫藥上市公司企業數量來看，張江共31家，蘇州工業園則為12家，兩地生物醫藥上市企業2021年總營收分別為2519.08億元和92.33億元。相較之下，張江優勢明顯。

但“抓大放小”“重研發輕製造”的發展思路，也逐漸顯現出一些問題。上海社科院研究員、應用經濟研究所副所長湯蘊懿等人發現，上海正在逐漸失去對生物醫藥產業鏈的掌控力，一個原因正是上海產業升級階段偏好總部經濟、研發中心，加上規模化生產中土地、人力等成本不斷攀升，導致本地創新成果往往在江蘇、浙江等地轉化，技術過早轉移。

而創業企業“牆內開花牆外香”，還可能從根本上削弱上海創新能力。有分析指出，雖然大公司在成果轉化和商業化方面優勢明顯，但發揮其創新活力少不了一個完整的生態之城。其中，既包括創新效率和執行力更強的創業企業，也包括製造企業、醫療機構等產業鏈下游環節。

2019年起，上海再次調整生物醫藥發展策略，“挽回”出走的製造業。張江先邁出第一步，集約產業用地、新增產業基地，而後，上海提出“張江研發+上海製造”，到2025年共計推出可用空間近2.6萬畝，以滿足不同成長階段企業空間需求。

深圳“再出發”

上海再次“轉向”，也釋放出一種信號。

如湯蘊懿等人提及，自疫情發生以來，越來越多人認識到，生物醫藥產業具有典型的強抗周期特點，在抗擊疫情的推動下，由生物技術引發的新一輪產業變革勢必會提前到來，國家間、城市間的競爭將加劇。

已有生物醫藥製造企業向上海“迴流”。據上海本地媒體報道，誕生自上海的君實生物，曾將產業化布局置於蘇州，幾年後，公司業務進一步擴張，又回到上海，在臨港建立大規模生產基地。而據業內人士觀察，代表高端製造的生物製藥合同開發生產（CDMO）行業已開始在上海多點分佈，進一步完成“上海研發+上海製造”的閉環。

而蘇州同樣不甘示弱。新發布的“生物醫藥十二條”，每一條均對準創業企業發展的各類難題，特別是加碼金融扶持力度，無疑將鞏固和擴大其在生物醫藥創新領域競爭力。

一個原因是城市間的競爭壓力，一方面，“標兵”仍“遙遙領先”——數據显示，北京醫藥健康產業累計完成工業產值4153.9億元，高於滬蘇兩市總和；另一方面，以深圳為代表的“追兵”同樣“來勢洶洶”。

與滬蘇不同，深圳對生物醫藥產業已屬再次“進軍”。深圳本地研究者金心異曾梳理歷史指出，儘管深圳早在上世紀末就注意到生物醫藥產業的重要性、並早早作出相關規劃，但過去十餘年中，生物醫藥產業一直“起起伏伏”，並沒有像电子信息產業那樣“扶搖直上”。

究其原因，深圳面臨着與上海類似的難題，即綜合成本高、工業用地不足等，又無法像蘇州那樣找到細分領域大手筆“輸血”，導致深圳最終更倚重於电子信息產業的發展。

這也意味着，儘管同屬於工業大市，深圳生物醫藥產業相較滬蘇發展，更為不足。從幾張榜單的排名中略見一二：

根據中國生物技術發展中心發布的《2021中國生物醫藥產業園區競爭力評價及分析報告》，蘇州、北京和上海的園區分居前三位，深圳僅排名第九，低於成都、武漢的內陸城市；而根據賽迪顧問發布的《2022生物醫藥產業園區百強榜》，上海則高於蘇州，兩園區分居第二、第四位，深圳仍然僅居於第七。

此次“再出發”，深圳能否實現彎道超車？

坊間一種觀點認為，深圳要與長三角有所錯位，選擇“換賽道”實現趕超，而結合IT優勢，推動IT+BT融合發展不失為一種思路。中國科學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副院長劉陳立曾舉過一個例子，一家生物設備企業需要用到自動机械臂，周邊詢價需要165萬元，而深圳公司報價只要5萬元，就使其選擇遷到了深圳。

而儘管生物醫藥產業對時間投入要求很高，但也不乏“后發優勢”存在。

參照上海、蘇州的發展，創新和產業的有效協同仍是最重要的環節。參照其發展經驗，深圳可以避免再走彎路、找到破題之鑰，新設立深圳醫科院無疑是一個有效抓手——根據深圳市衛健委相關負責人指出，新的醫科院建設思路將是稱為一個樞紐型科研機構，將政府政策、公眾健康需求、科學家研究興趣和產業需求銜接起來。

眼下，風已經在坪山颳起來了。這一場關於下一個生物醫藥高地的“攻防戰”，號角正在吹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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